听黄校长赌狠，王加根如咽下了只苍蝇，感觉非常不舒服。
学生之间打架，按说双方都有责任。考虑到与敬武的特殊关系，我们主动上门道歉，你怎么能够这样说话呢？
黄校长关于“外乡”“本土”之类的言论，对王加根和方红梅伤害尤其深。在牌坊中学，只有他们两个是外乡人。黄校长表面上说敬武，实际上是在指桑骂槐。
王加根和方红梅因此愤愤不平，觉得义鹏他爸太没水平，既可恶，又可恨。
回到学校时，天完全黑了。
欣欣正在大声啼哭，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是困了，加上晚上有些认生。
老宁感觉手足无措。
第二天早晨，敬武没有回家吃饭，上午也没有去教室上课。
王加根站在讲台上，对着敬武的空座位发了一会儿愣怔。询问住校的男生，都说昨天晚上敬武还在宿舍，今天一大早就不知去哪儿了。
整个上午都不见敬武的人影儿。
吃午饭的时候，王加根又去教室、男生宿舍和食堂找了一圈儿，还是失望地回来了。
方红梅开始流泪，一边抽泣，一边解开上衣喂女儿，非常伤心的样子。
王加根既担心，又后悔，不知该如何安慰方红梅。他匆匆扒了几口饭，就推上自行车，说是去花园邮局打个电话，看敬武是不是回方湾菜园子村了。平时遇有急事与红梅娘家联系，他们都是打电话到方湾卫生院找红梅她爸。
结果，今天的电话没有打通。
花园邮局接通方湾邮局后，方湾邮局打方湾卫生院的电话一直是忙音。王加根等了个把钟头。邮局接线员都有些烦了。最后推测：要么是方湾卫生院的电话机坏了，要么电话线断了。
王加根只得无奈地返回牌坊中学。
听说电话没有打通，方红梅更加着急。她近乎哀求地对王加根说：“你还是跑一趟吧！下午有到孝天城的火车。你先去敬文和腊梅那儿看看，再坐汽车到方湾看看。”
“你下午不是有课吗？我走了，欣欣怎么办？”王加根问。
“我让黄老师或者肖校长帮忙照看一下。”她又补充道，“对了，上次说好给敬文的三十元钱，你顺便带给他。”
听到这儿，王加根一肚子不高兴。
敬文第二次参加高考，侥幸被孝天地区财贸学校录取。虽是中专，方父方母还是高兴得什么似的，大张旗鼓的请客过事情。
遗憾的是，何苗不买他的账，还是与敬文解除了恋爱关系。
中专生与高中生最大的区别，就是学费不用自己掏了，吃饭学校按月发餐票。敬文进入财校后，按说家里可以减轻一些经济负担，可实际情况却是他的花销比上高中时更大了。过客后结余的三百多元礼金，都让他开学时带走了，满以为这一学期就可以不管他。敬文却用这些钱买了一部“三洋”，说是同宿舍的不少同学有这东西，能够用来学英语、听音乐。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回家要钱。两个老的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气得跳脚，急得上火，最后还是东挪西借，给了他一百元。回到学校，敬文又用这钱买了一套名牌运动服和一双回力运动鞋。理由是，学校马上就要开秋季运动会，而班上的好多同学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都是名牌的。
真正到了地区财校开运动会的时候，敬文又没有报名参赛，说是没有合适他参加的项目。趁着开运动会不上课的机会，他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儿童学习之家》挂图，来到了牌坊中学。
一进姐姐姐夫的家门，他就拿出挂图，用图钉钉在卧房的墙面上，抱着欣欣“看图识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吃午饭的时候，他又侃侃而谈。说的都是地区财校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炫耀他的同学衣食住行的高档与讲究，让方红梅和王加根听得目瞪口呆。
方红梅说，读地区财校的学生多半是城里人，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农村去的学生就不要与他们攀比了，吃的穿的用的要量力而行，要正视家里的困难，体谅父母的辛苦。
王加根则直言不讳的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一个学生，自己没挣一分钱，完全靠父母供养。在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凭什么过奢侈的生活？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去追求时尚和时髦？他承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认同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种爱好和追求，应该以自食其力为前提，以不依靠或者剥削他人为基础。整天花着父母含辛茹苦挣来的钱，还到处炫耀自己吃得多么高档、穿得多么新潮、用得多么时尚、玩得多么潇洒，合适么？
当敬文洋洋得意地比手划脚，唾沫四溅地描述他的财校生活时，王加根感觉很不是滋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为自己着想，不管他人的死活。他对敬文的这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感到无比愤怒。
“想知道我听你谈这些时的感受么？”王加根打断敬文的话，突然这样问。
方敬文惊奇又不解地望着姐夫。
王加根接着说：“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你们。相反，见你如此亢奋地津津乐道，我就象在大街上看卖艺人耍猴一样。”
敬文的脸色当时就变了，非常不高兴。
方红梅也白了王加根一眼，觉得他情商太低，说话不中听。
但王加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正如敬文不理解他的传统和老套一样，他也看不惯敬文自诩的现代与新潮。
接下来的气氛比较沉闷。
一家人默不作声地吃菜喝酒，再也没有谈笑风生。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敬文就要告辞，说是回学校有事。临走时，他这才道出来牌坊中学的真正目的：借钱。
本来他是打算借一百元钱零花，因为王加根刚才把话说得那么重，他又不好意思狮子大开口，就自觉把数目砍了一半儿，提出借五十元。按照他的消费水平，这的确不算多，但对于王加根和方红梅来说，却是一笔巨款。
在借不借钱给敬文这个问题上，方红梅和王加根产生了分歧。
方红梅说：“敬文花钱是有点儿大手大脚，但他毕竟不轻易向我们开口，现在特意从孝天城跑来找我们，肯定遇到了什么难处。再说，他只是向我们借，又没有说不还。如果亲弟弟来借钱我们都不给，有点儿不近人情。”
王加根的看法则完全相反。
他认为，敬文借钱只是冠冕堂皇的托辞，与明目张胆的索要没什么区别。他在上学读书，又没有赚钱，借钱拿什么还？等到财校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吗？更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并不宽裕，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负担他。我们两人的工资只有那么多，要生活，要奔文凭，要养欣欣，还要负担敬武，经常入不敷出，生活拮据。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儿有能力资助他？再说，敬文来要钱，并非因为他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并非他吃不饱穿不暖，而是为了满足他的奢侈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给他钱，就是对他的纵容，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害他。
两人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而且，当时家里只有三十多元钱，根本拿不出五十元现金。
方红梅就主动让步，提出先给敬文二十元钱，剩余三十元，将来宽裕些时再邮给他。
方加根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安排。
敬文拿着借到的二十元钱走了。
此后好长时间，方红梅再也没有提过另三十元钱的事情。王加根以为这事不了了之，没想到，方红梅并没有忘记她许下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