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回到河内，又从河内乘车去谅山，再转到同登雇了一辆车。
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边境小镇，那里的边贸不像浦寨和新清。一片停车的空地旁边，一条南北贯通穿越国境的公路就是这里唯一的街道，两排沿街而建的木板房便是小镇的全貌。
到达那里的时候，黄昏方至，山坳里的小镇却已早早的暗沉下来。沿街一幢木板房里有人在摩托的引擎声中走出门来，提着一盏煤气灯问我：“是陈汐染吗？”
我望着那盏煤气灯亮白的灯光映出的面孔，点了点头。
“我是河内的新同事。”他长舒着一口气对我说，“你总算来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星期了。”他的话里不难听出诉苦的意思。
“辛苦了。”我说着又问，“今天出了几车货？”
“一车都没走。”他皱起眉头叹了口气说：“阮文森的人说，你到了，他们才会放货车通关。”
“我给阮碧清打个电话。”我拿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信号。
“明早再打吧，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唯一的一部电话也是靠山顶的发射天线和外边联系。而且现在又停电了。”他说着又问我，“吃过饭了吗？”
我看了一眼这条冷清的小街，“明天再说吧。”
“我吃饭的时候打包了一盒，你要不介意，随便吃点。”
我点了点头，“那谢谢了。”
“没什么，我倒是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走在前面领我去这晚安排的住处，“只是这里条件很差，只能将就一下。”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下起了雨，起先还是淅淅沥沥的，转眼就成了倾盆的大雨，落在瓦片上的声音仿佛屋顶随时都会塌下来。
我躺在一张靠墙摆放的木床上，墙缝间渗进来的雨水沾湿了被褥，潮湿令人无法入眠。
我索性走去窗边，点了一支蜡烛摆放在窗台上。忽然想起年少时孤独的远足，想起似今夜的那个雨夜，想起偏远的山村那一户留我夜宿的人家。
翌日，天明时分，雨停了，晨曦的阳光落在山顶的国境线上。我推门出去，同事告诉我，这天早晨阮碧清已然打来电话，第一辆货车已过境在对面的小镇装卸。
下午五点，最后一辆货车从对面的小镇卸货返回后，我准备离开这里，回河内去。只是镇长告诉我，镇上有一个人摔断了胳膊，要急着送去谅山。于是我留了下来，让他和我的同事搭乘最后一辆离开的货车先走。
镇长出于感谢替我安排了一间干燥的房子，并告诉我说，等到第二天一早他就找人用摩托送我去谅山。
入夜时，山里依旧落下雨来，时骤时疏，雨水敲打在木窗的玻璃上就像催眠曲，加之几日来始终像紧绷的琴弦，一时松懈下来。
只是夜深的时候，我被腿上的一阵刺痛惊醒。我开了房里的灯，灯光随着不稳的电压忽明忽暗的照在我左腿的小腿上，鲜血从两个深浅不一的细孔中渗出来，半凝固的状态。我知道这里多蛇，我慌张的用两只手紧紧地箍住小腿，踉跄的走去门边叫镇上的人。
左右的邻居被我的叫声惊醒，零零星星地走出门来，聚在门里门外。片刻，镇长带着一个提着皮革药箱的男人跑了进来，告诉我说那是镇上的医生。
他让我坐在凳子上，看了看我脚上伤口的形状，量了细孔间的距离，又凑近闻了闻，接着朝镇长说了些什么，
然后从他那只老旧的皮革药箱里拿出一支针剂。
镇长看了看他，用含糊的汉语告诉我说：“是蛇咬的，但你的腿没有肿，没有毒。”接着又对医生说了几句。
医生于是悻悻地收起那支方才拿出来的针剂，一脸埋怨地看着镇长，没好气的说了几句，接着两人又争执了几句。他们说话很快，我只听懂了一点，医生大概是在埋怨镇长这么晚把他叫起来又没有钱赚。
但镇长依然笃定的告诉我说：“咬你的蛇没有毒，你给他两万盾做诊费就得了。”
可我依然不放心，我从钱包里拿出两张五万盾给了那个医生。镇长看着他接过那些钱，催着他离开。只是他又拿着一把手术刀在我伤口的地方比划着说了几句。
镇长告诉我：“他说，如果你不放心，他可以帮你在伤口放血。”他一面说着一面又对我强调，“你信我的，没有中毒。”
我犹豫了片刻，依然告诉他：“让他放血吧。”
镇长无奈的把我的话说给医生听。
他于是又从药箱里拿出另一支针剂，让镇长告诉我，那是麻药，一支三十万盾。
我不确信他说的麻药是什么，我知道这里很多人染上毒瘾都是从那些所谓的麻药开始的。我告诉镇长，我不要麻药，让他就这样割开伤口，并且拿了几张五万盾给医生，其中两张给了镇长。但镇长只是无奈地叹着气把他手里的钱也塞给了医生，瞪着他嘱咐了几句便转身走了。
我借来一支手电筒，看着医生在我伤口的地方利索的割开一道细口，忍着痛看着那些流淌的猩红的鲜血，确信果真没有中毒，这才放下心来。
这一晚，我再无睡意，整晚的亮着一盏灯，坐在一张桌子上，看着腿上的那块纱布，虚惊一场的庆幸之余，又不免回想着之前的一幕觉着自己的可笑。
第二天一早，镇长找人用摩托送我去谅山，临走前，还请我在镇上的餐馆吃了一顿早餐。
送我的人把我带到谅山的郊外通往河内的公路，陪我等着，直到一个小时后，一辆白色的丰田小巴经过。他替我拦下了车，我付给司机五万盾的车费，然后司机给了送我来的人一万盾。
去河内的途中，我接到黎青莞打来的电话。我告诉她，我已在回河内的路上。
她问我：“有没有时间见一面？”
我看了一眼腕表，对她说：“我乘这晚九点的火车去西贡，时间应该来得及。”
她于是不再多问，只在挂断电话前说了一句，“我在这里等你。”
在到河内之前，我都没明白她那句话的意思，直到我在终点站下车，看见她撑着一把蓝色方格的雨伞站在车门前。
我看着她默然一笑。
她默默地移过雨伞来，半边遮住我头顶的细雨。
“我没关系，雨不大。”我看着她另一侧淋在雨中的肩膀，将雨伞朝她那边推了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