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下面的官员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意见，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做好绩效评估。就算你是王安石，你能奈他们何？
朋党政治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格局，并且对士大夫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较之前朝，是前所未有的。而大定的朋党之争，真正将党争推向**的，就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新旧二党之争，可以说，新旧党争就是大定党争的核心。
如果因此认为党争专指新党对旧党的迫害，那就大错特错了。新党在台上，对旧党固然步步紧逼，而旧党一旦得势，对新党的围剿同样毫不手软。例如，以立碑刻名的形式进行羞辱便非新党所发明。在“元祐党籍碑”之前，旧党就曾开列王安石、章悖等六十人名单，“榜之朝堂”公开羞辱。同样，对反对一方加以文字构陷，旧党也不遑多让。如旧党针对新党人物蔡确所制造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乌台诗案”，更为低下卑劣。
其实，“庆历新政”开始的“党争”，已经不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使气，而是在革弊变法中不同政治主张间的斗争。这种良好的政治见解之争虽然发生了蜕变，但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的主要人物都基本上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忠实信徒，对立的两派人物间并未因互为政敌而揉个人恩怨于其中甚至假公济私打击报复。
范仲淹与吕夷简是如此，熙宁间苏轼与王安石水火难容，势如死敌，到元丰末年，二人在金陵诗歌唱酬，对彼此的道德文章互致仰慕之情，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以至苏轼发出“从公已觉十年迟”之感叹。
章惇与苏轼的关系也一样，在政见上二人如同冰炭，但当苏轼遭乌台诗案下狱后，章惇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援之以手。
此外，在同一政治集团中虽然出现过相互间的排斥，但涉事双方最终都能从个人恩怨中解脱出来，显示出改革者的胸襟。如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恩怨，最初，欧阳修把吕惠卿推荐给王安石，王安石提拔吕惠卿使其成为变法的得力助手。后来吕惠卿为参知政事阴挤王安石，于是新党中分为“王党“与“吕党“。
到元丰三年，吕惠卿写信给退隐江宁的王安石，对二人在熙宁末年的交恶作了反省，他说：“然以言乎昔，则一朝之过不足以害平生之欢；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亦得随数化之改。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
是以，大定的朋党之中，是有文人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的，因此范仲淹主持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新政虽然失败，却激起了广大庶族文人更强烈的通变救弊，志在当时的政治激情，也才可能紧接着出现王安石推行的以理财为中心的熙宁变法，由此出现的新旧党争其程度之激烈，也正好显示出庶族地主文人“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干预意识和救弊兴治舍我其谁的主体精神。
但由于传统思想造成的封闭和排他性，使新旧两党中人有明显的意气之争，造成相互倾轧的悲剧。比如王安石与司马光。
司马光反对变法更多是因为王安石的做法有违士大夫的文人气节。王安石利用理财的手段来解决国家财政危机，自古以来，理财的手段有两种：一为开源，二为节流。王安石选择了前者，他提出“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不用加税的方式去增加国库收入是十分难得的，毕竟农民阶级作为国家税负的主力军，一旦税负过于沉重便很可能会引发民变甚至是农民起义。但财政收入的来源却来自于百姓。如青苗法，由政府在春夏青苗不接的时期给农民提供贷款，待到丰收之时将本息还给政府。政府通过赚取百姓的利息钱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这便违反士大夫的处事原则：当官不与民争利。司马光便反驳道：“天下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认为官府向百姓夺取的财富越多就容易滋生**，这危害比增加税赋还可怕。
的确，变法过程中王安石用人不当且操之过急，青苗法和免役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官员强制给百姓利息高于市场的贷款，强迫他们上交比平时高七倍的免役钱，许多户人家因此破产，这也给了保守派攻击变法的口实。司马光自会认为新法祸国殃民，方会更加不遗余力的反对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