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以“巴蜀汉中四十一县“封刘邦，以治所在汉中称“汉王“，称帝后遂以封国名为国号，又刘邦都城长安位于刘秀所建汉室都城洛阳之西，为加以区别，故称为“西汉“，有时又以都城与刘秀所建汉室的相对位置代称为“西汉“，而刘邦建立的汉室在刘秀所建汉室之前，故又称为“前汉“。[1]
折叠编辑本段历史
折叠西汉建立
秦末农民战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和项羽趁势而起。项梁立楚王的后代为楚怀王(后改为楚义帝)，并且各自举兵讨伐暴秦。刘邦于公元前207年12月率先攻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入据秦都咸阳。项羽未实现“先入关者为王“的约定，后退军霸上。此后，项羽渐握大权，并建立西楚，分封诸侯，立楚怀王为楚义帝，自封“西楚霸王“。一共分封18个诸侯，将刘邦封在蜀地，且将刘邦的封国国号定为汉。[6]
公元前206年八月，因楚义帝为项羽所弑，刘邦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公开声讨项羽，拉开了楚汉之争的序幕。前期虽屡屡受挫，但知人善任，重用韩信、张良、萧何等人才[18]，在最后的垓下战役中，刘邦赢得胜利，项羽自刎乌江，西楚覆灭。[12]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大军行至泛水之北时，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经过几次谦让后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北的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称帝，建国号为汉，史称西汉。[3]
刘邦原想定都洛阳，后来娄敬向刘邦指出：应定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定关中的好处使刘邦下定决心，并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定都关中。[3]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先在秦国旧都栎阳暂居，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修建新城，至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栎阳迁往长安。自此长安成为西汉政治中心。[23]
折叠休养生息
西汉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休养生息政策自刘邦开始，历经几代统治者，执行了六七十年。取得“海内殷富，国力充实“的成就。班固曾言：“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6]
西汉前期形式刘邦称帝后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郡县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而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汉初的政策对恢复经济有显著效果，但亦导致一些弊端，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寇边日频。[6]
刘邦晚年对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起了猜忌之心。韩信最终被萧何用计被吕后处死，随后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也相继被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刘邦曾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6]前195年，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身亡。[6]
折叠文景之治
吕后
刘邦死后，吕后逐渐掌权，继位的汉惠帝因受到吕后的刺激抑郁而终，汉惠帝死后，吕太后连立前后少帝为傀儡，并渐渐削弱刘氏，并封诸吕为王，掌握朝政长达八年。[6]
吕后死后，大臣不满吕氏干政，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施计夺取吕氏的兵权。并迎立刘恒继帝位，是为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减免赋役、主张宽刑，其子汉景帝刘启即位后沿袭，文景二帝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6]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国力显著增强，史称“文景之治“。[2]
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还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2]
汉文帝和汉景帝像文景时期，文帝、景帝以“无为而治“，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推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此，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专制统治进一步巩固。[3]
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经过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汉国势蒸蒸日上，为大规模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2]
汉景帝在位期间进行削藩，爆发七国之乱，委任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设法剥夺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6]文景时期，西汉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然匈奴仍屡屡犯境，边患日益严峻。
折叠汉武盛世
汉武帝刘彻汉景帝死后，刘彻即位，即汉武帝。[20]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内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对外派卫青和霍去病反击匈奴，将匈奴驱逐至漠北，始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但对外的战争也大量损耗了国力，赋役繁重、刑罚严苛导致后期发生民变；因开销甚大而创立“均输“、“平准“官，与民争利。另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4]汉武帝时期，四处征战，吞并卫满朝鲜、收复南越、降服西南夷、远征大宛，开拓了北抵阴山、西逾葱岭、南包交趾、东并朝鲜的辽阔疆域，奠定了汉地的范围。
汉武帝在位期间奠定了西汉强盛的局面，故有“功莫大于秦皇汉武“之称，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其充分认可和赞叹。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人赵翼在书中说：“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当代伟人***亦非常欣赏汉武帝，称其“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自我反省过错，重启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致使国势趋于稳定，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12]
折叠昭宣中兴
刘彻之后，汉昭帝、汉宣帝相继即位，任期内西汉经济繁荣、政治稳固、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疆域辽阔、四夷宾服，被今人合称为昭宣中兴。[4]
汉宣帝刘病已汉宣帝时期，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匈奴归附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逐渐频繁。公元前61年击败西羌，后委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人归附，郑吉大破车师、威震西域，汉宣帝在乌垒城正式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总管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匈奴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51年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降服匈奴为北藩解决边患问题，促使西汉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中兴“。
前49年十二月，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即为汉元帝，汉元帝在位时期崇尚儒术。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被陈汤斩杀于康居，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至此唯一反汉的匈奴单于被剿灭，汉匈战争告一段落。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刘奭以宫女王嫱与之和亲。刘奭在位后期，因土地兼并盛行、中央集权衰落、阶级矛盾加深致使西汉由盛转衰。
折叠王莽篡汉
西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5]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5]由于当时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因不愿放弃自身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5]
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蔓延起来。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甘忠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病死。[5]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汉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5]。
新朝建兴帝王莽内外交困的汉哀帝，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汉哀帝的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
此时的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5]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22]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在公元八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折叠编辑本段疆域
折叠领土范围
各版西汉疆域图汉武帝时期武功昌盛，大规模拓土斥境、威服四海。元朔二年(前127年)，遣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郡、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右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武威郡、酒泉郡，后又分出张掖郡、敦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攻灭南越国并进占海南岛，于该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又平西南夷设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同年又平定东瓯、闽越，将其民迁往江淮；元封二年(前109年)，吞并滇国置益州郡，将西南边界推进至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三年(前108年)，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太初三年(前102年)，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外长城之光禄塞和居延塞，将西汉北疆推进到戈壁沙漠一带，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格局；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置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对西域的控制。西汉极盛疆域东并朝鲜、南据交趾、西逾葱岭、北抵大漠，国土面积达609万平方公里。
折叠行政区划
一级政区：郡国[6]
西汉地图汉初年有60多个郡，2年共有103个郡、国。长官最初称郡守，景帝时改称太守。[6]
二级政区：县(侯国、邑、道)
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公元2年，共有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6]
行部(又称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13行部，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6]
折叠编辑本段政治
折叠三公九卿
参见：三公九卿
汉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到了汉惠帝、吕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
汉武帝时期，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
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军事、政务和监察，与丞相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折叠选官制度
参见：察举制、征召
汉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颁行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步完善。
“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折叠法律
参见：九章律
刘邦在入关之初的时候就约法三章，但只是临时措施。西汉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折叠编辑本段军事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西汉前期是实行征兵制，以正卒两支来守卫京师。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归卫尉率领；另一支为北军，保卫京师，归中尉率领。两支各有两万人。武帝时，各减至一万人。正卒一年一轮换，不利于保卫京师。武帝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7]
期门军和羽林骑
侍从军有三支，就是期门、羽林和林孤儿。期门军是汉武帝于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骑射者组成，共约有一千人，归光禄勋掌管。因常为侍从汉武帝而期待于殿门，故有“期门“之名。羽林骑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选六郡良家子组成，约七百人，亦属光禄勋。羽林骑原叫做建章营骑，因守卫建章宫而得名。后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的，因养在羽林官署，教习战射，而有此称号。[7]
八校尉
禁卫军是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来，是职业兵，这是中国古代有募兵制的开始。这支军队后来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军事主力，经常用于镇压劳动人民或进行民族战争。[7]
地方
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汉武帝时期强化了军队，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
折叠编辑本段经济
参见：汉朝经济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
折叠农业
牛耕普遍，铁农具推广
西汉时牛耕更加普遍，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修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与此同时，又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前95年，从仲山口引泾河至栎阳，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与“区种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证明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式农具。
到汉成帝时，泛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区种法“。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六千余万，比秦朝增加两倍以上。
折叠手工业
冶铁业
汉代武器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
丝织业
素纱禅衣西汉时期丝织业发达，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工艺水平
汉代青铜器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手工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墓中还有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非常精美。
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
【汉代青铜器图册来源[8]】
西汉部分青铜器和玉器
金缕玉衣
长信宫灯
西汉鸡心佩
西汉青铜器
铜镜amp
漆器业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今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
折叠商业
“交通王侯“
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收回铸币权
五铢钱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21]，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9]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9]
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
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国家仅设官收税。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建议，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